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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书说类中首选《君奭巴黎人baliren登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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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道才,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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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廷的公牍文书下行文的诏令到一般官员公文上行文的奏议章表都采用骈文,说明骈体的流行是因为朝廷公务语境的庄严仪式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语言仪式感。我们从唐代最有影响的中唐“燕许大手笔”、陆贽,到晚唐以骈体写作代言公文做郑亚幕僚的李商隐,可以看出公文文书是骈文应用的大宗,也是古人作为作家存在的主要写作文体。从历代作家别集收录的大量公文来看,就不难理解会骈体写作是古代作家自认为兼济天下、很有立言成就感的作品。“文”在古代本来就是修饰的意思。这种修饰最具有难度、最具有文学成就感的就是骈文。而且骈体文书往往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记录国家重要的治国理政内容,所以作家极为珍视,会收录到自己的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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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文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晚清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大量三千多年前的刻有古文字的甲骨片,记载着殷王朝从盘庚东迁以来到纣王覆灭时二百七十三年间的政治(世系、王事、征伐),经济(年成、田猎),文化(祭祀、天时、旬夕)等方面的卜辞或记事刻辞,具有原始公务文书的性质。 六经之一的《尚书》,传说是孔子所编,收录了唐、虞、夏、商、周时代的典、谟、训、诰、誓、命,是记载政绩、告贺、教戒、进谏、受命、誓众、命令等方面口头或书面的文献,这是我国最早的公务文书和政论的汇编。 春秋战国时代,君臣上下之间的文书往来,一般没有严格的界限,大都用“书”。那时的书一般都用于政事,不象后来在私事往来中广泛应用。《左传》上记载了不少书的内容。如《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告赵子宣》,范文澜断为见于史传的最早的书体;又如成公七年《巫臣自晋遗子重子反》、襄公二十四年《子产告范宣子重币》等文书,都是极其警策的公文。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羽檄交驰,文书的应用己日见重要。《文心雕龙》所谓“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弭盛。”但由于以竹简木牍传书,沉重繁累,且难尽意,所以外交的往来,必须同时派善于辞令的舌辩之士为使节赍书前往,以口头补充君主所授之词命。《吕相绝秦》就是一篇记录魏相代表晋厉公出使秦国指谪秦穆公背信弃义的典型外交抗议书。 《论语》是春秋时期的一部少有的完整而可靠的记录文献,其中记录了孔子所述郑国外交辞令的制作过程,要经过拟搞、讨论、修饰、润色的工序(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说明先秦诸子对公牍撰写十分重视。 秦并六国后,规定了公文体制,改命为制,改令为诏,改书为奏、议。焚书以后,以吏为师传授法令文牍,公文从此趋向繁多的分类。 汉代继承和发展了秦代的公文体制,在秦代把书分为奏、议的基础上,又定为章、奏、表、议四种。据《文心雕龙》记载,章用于对皇帝的感谢恩典,奏用于弹劾揭发,表用于陈述下情,议用于讨论不同意见。还规定了密奏用封事,以及其它上行、平行、下行的各种文体如疏、状、白、事、露布、移、檄、教、牒等等。对于秘书人才的选拔,也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学僮年十七以上,始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岁终,赴郡试八体书,第一名要由郡守推荐给太史复试,合格后才能担任中书省史书令史,又因为大乱之后,典章缺失,儒士知古而不知今,不得不依靠文吏以理烦治剧。史书上说,当时文章气节之士,如陈蕃、李膺辈,多起于掾吏。光武帝曾下诏,要丞相考核官吏,凡不熟悉治业务、书疏不端正的,要连同推荐人一同办罪,这也是促使重视吏治的原因。汉代的公文体制较前代逐渐完备,连文件尺寸、起首和结束语的写法及行款数目,具名姓的等级规矩,都有明确的程式。还规定了以封囊的颜色来区别文件缓急程度,如平件用青色,急件用赤白二色,密件用黑色。 汉代很多文牍出于名儒硕彦之手,但有些教令议论过高,似是而非,不切实际。如曹褒敕吏勿杀盗徒,甘以身坐全其性命;法雄禁捕虎狼谓仁义可以感化,后人讥为迂阔之论。而孔融高谈教令,“辞气温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三国志·崔琰传》注),这也说明公牍开始走向虚名无实,追求词藻的歧路。 魏晋六朝文书,名目上虽然也有所兴革,但基本上仍承袭旧制,变化不大。六朝时由于文、笔之分,有能为表奏收檄而不能诗文者,也有诗文造诣极深而不能为记室参军之职的。社会上一反汉代故常,形成重文章轻笔札的风气,以致记室人才难得,公牍也深受当时文章雕绘藻饰的影响,所谓“挹之无穷,按之无实”,浮文满纸。台阁重臣十之八九不能动笔。《魏书·王肃传》注说:“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说,象锺繇、王朗这样的卿相,连朝廷奏议都“搁笔不能措手”。《文心雕龙》指出了公牍是“艺文之末品,政事之先务”,说明好文人轻视公牍,而又不得不在重要政务上小心应用公牍的矛盾,这种现象在后来历代差不多都存在。 唐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典章之物,粲然大备,表现在公牍上,更是品目繁多。唐代仅行下之“王言”,即有七种,其中“敕”占四类(发敕、敕旨、敕书、敕牒)。按《六典》,行下文书有六种:制、敕、册、令、教、符;行上文书也有六种:表、状、牍、启、辞、牒;诸司相质问,行文有三种:关、移、刺。其中辞、牒、关、刺为唐代所特有,实际上还不止于此,但己足以说明公牍体制之纷繁了。唐代帝王擅公牍者,首推太宗,文武兼资,所为诏令醇雅可诵。名臣如开元之姚、宋,大历之陆贽、令狐楚,元和之韩、柳,皆以兼擅公牍着名,尤其是韩愈文章以复古为宗旨,所为表状,亦超迈时流,“一言而为天下法”的赞语,也可以其公牍当之。 唐代重视文牍,也表现为贡举有明法科,考四项内容:身(体貌丰伟),言(言词辩正),书(楷法秀美),判(文理优长)。同时,公牍讲究书法,颜真卿的叔父颜元孙用“干禄字书”(做官须知的文牍书体),把公牍用字按四声分类,每字分正、俗、通三体,以为书判章表之用。但是,以判优劣为选吏标准的做法,由于判词必须以四六文写作,追求词藻,以致产生了不少有能力的官吏顺短于词判而不能褒升的弊病。由于迁转甚滞,文人多攀附藩镇,请求辟举,当时选官的制度内重外轻,这就给了不拘行检者一条捷径,所以晚唐的幕府,也就很滥,中枢不得不限制外藩荐举非,有官衔者不得录用。 唐代行文下区别甚严。《唐律》规定:应言上而不言下,不应言上而言上,不由所管而越言上,应行应下而不行下及不应行下而行下者,各杖六十。 五代文牍体制,沿袭唐人,士大夫生于干戈杀伐这际,有笔札才思的人,甚至不能苟全性命。因为武夫出身的割据者,识字不多,幕府文人又好舞文弄墨,所以难免惹祸。当时牛希济看到这一点,写了《表章论》,他认为公牍要“直指是非,必然明白”,人主并不是都能“奥学深文”,有时对深文“览之茫然”,必然要询问左右,倘或有人故意“改易文意”,要使皇帝“逆鳞发怒”,是毫不费难的。他规劝执笔的人:“但真于理”,为什么一定要写那些“幽僻文繁”的奏章呢?《也载周太祖即位时,诏文武官:凡是有益国利民之术的,都可以写出奏对,但要直截了当,不要玩词藻。这些见解,都要求文牍浅近明白,可谓切中时弊。 宋代因从五代战乱中继承了政权,州郡长官多为不识字的武夫担任。宋人汪应辰《答张侍郎书》说:国初承五代杀伐之余,州郡官多付之武夫,有不识字而以仆从代书判者,其违法贪枉的情形可以想见。又据张舜民《画墁集.与石司理书》中所说,欧阳修被贬到夷陵,想读《史记》、《汉书》、无处可借,没法消遣,就到库房去看档案,发现许多陈旧公牍中被错判的案件不可胜数。 宋代公牍体制在汉唐制度的基础上,也有一些变化。如诰命、御札、敕榜、故牒、公牒、呈状、申状、笞子诸体的创设,比前代更细了。同时,由于宋朝一批散文大师如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继唐代的古文运动,反对六朝骈俪文风,多少也影响到公牍,上自制诰,下至贱启等一直为四六文统治的领域,尽管还没有彻底打破,甚至大师们自己有时也喜欢在公牍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不过由此也带来了宋人书牍,也在所不免。从文字上讲,北宋繁于唐人,而南宋又繁于北宋,这大概和后来大为发展的理学长于辩微析奥有关系,但也有其浅显易懂的好处。如朱熹知南康军任内写的大量救茺、劝农以及晓谕逃移民户的榜文(布告),体恤民情,言辞恳切,明白易懂,不失为宋代公牍的典范。 宋代很重视榜文的宣传效果,大字楷书在闹市张挂,并在乡村粉壁上誊写,要当地耆长叶常看管,不得损坏。递送公文有“檄牌”按照金字、青字、红字来区别迟速。金字牌日行四百里,接力飞递,不准留铺,昼夜兼程,用于赦书及军机要件。青牌日行三百五十里。传说岳飞受诏班师,一天接到十二道金牌,最近有史学家以常理推测,认为不可能每隔不到一小时就发出一道诏书,大概是一日“下二道金牌”之误。 元代公牍雅俗杂出。元代帝王不通汉文,其诏书多用俗语,文义诘屈聱牙,甚至无法看懂,如至元十九年七月的中书省咨文中说:“......这般圣旨有来,在后俺根里不处奏,他每奏了的后头,分付与俺奏有来。今后依着在先体例,一处奏呵,怎奉圣旨,这般是你的勾当.......”诏令多亦如此。当然也有写得极为得体的,多是出于汉人手笔。 元代行省长官叫做丞相,亦名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贵族担任,以汉人(先被征服的金地人)、南人(后被征服的宋地人)为贰佐。行省长官罕有通文墨的,汉人、南人要跪起禀白。元代的书吏俸给微薄,所以利用公牍行诈徇私。《紫山大全集》载胡只论当时的弊政是:“一语抵官,十年不绝,两家争田,连村受祸。”“曲为直,以是。”他指出“县令多非其材”,大半不识文墨,不通案牍。胡氏认为要“先削冗文”。所谓冗文,就是不当申而申、不当下而下的公文,仅仅为了一二年得不到明确批复,往往为一二百文往返问答,费纸数千张。公文拖沓如此,可见官僚主义严重。无怪元王朝虽然霸业盖世,而其祚运竟然不及百年。 明朝公牍大体一沿唐宋元制度而略有改进。臣民具疏上于朝廷者为奏本,东宫为启本。后又以不便面奏者用题本。各衙门行移之文有照会、咨呈、答付、呈状、申状、平关、牒呈、平牒、牒上、下帖。洪间颁定格式,但实际应用亦不尽依定式。题本之外,又有密奏用的揭帖,凡军国机要,朝廷大政,均用揭帖,由文渊阁用印封缄密进。揭帖也有用于下官向上官密呈。到晚明,又演变为公开张贴的露简(公开信)。 明人公牍的特点是浮文繁芜,喋喋不休。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朱元璋使人读到六千三百七十字,还未见要领,才涉及主题五项建议,有四项是可取的,朱元璋即令中书“行其言这善者”,又表扬茹太素是忠臣。并规定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烦文 ”。嘉靖、隆庆时也曾先后颁诏“令诸司奏章不许烦词”,“违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尽管一再申禁,实际未见收效。二十余年后的万历间,奏书仍有长达六拉言的,可见积弊难除。另一方面,自成化后,八股文盛行,迂儒入仕,公牍也受到影响。以八股文中的陈词滥调、讲章程墨拉杂行文,成为公牍中的流行病。至于以骈文作判牍,追求词藻格律,以公牍为游戏文章,更成为一种气。这些对清代也有很影响。 清代公牍基本上是明制的延续,行文格式也大致相同,但也有自己的发展特点。首先在形式上,奏本、题本用法更具体,题本用于言地方公事,用印;奏本言私事,不用印。顺治间规定题本、奏本不得超过三百字。贴黄(摘由)不超过百字。但后来雍正间要求上奏紧要事件的本章务求详明畅达,不限

在当今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的文化自信也体现在文化交流中掌握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不仅表现在思想和内容的引领上,也要在话语方式上更便捷,更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而作为对语言提炼最规整的语言方式,骈体是最好的选择。最能体现中国智慧的圣贤经典名言多数是用四言或六言的对称句式构建,其简洁明快、易诵易记,体现了中国人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的整体性观照。我们的官方文书不但可以借用骈体古语、先哲名言警句来表达新意,也应该尝试多用这种话语方式来提炼表达关键性核心话语,使表达的思想更简洁、更明朗,更容易传播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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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文是中国言文分离的书面表述系统的产物,书面写作脱离记录口语表述,可以文其言以修饰美化,让文辞整齐而有节奏。这样整齐有规律的语言方式在书面文本表达发展过程中成了最后的共同选择。特别是古代文本书写不使用标点符号,语言表述具有的规律性的节奏方式和停顿方式就成了天然的音韵句读标识,只要有写作经验和阅读语感者自然会掌握文章的句读停顿。当骈体越来越规范为以四六句为主后,社会使用骈体就慢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表达模式,骈文文体就逐渐具有了强势话语的制度性地位。骈体在公文和公共交往中的书面写作方式中就成了人们书面交流时默认的共同话语表达方式,而且成了一种话语仪轨,成为具有语言仪式感的文体,所有的写作者和阅读者以及公文制度都接受认可了,这样就在书面写作系统中成了具有强势话语权的写作文体。

不论是公务文书或是私人文书,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在写作时都有一个文风的问题。简而言之,也就是指写作中所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风气。公文的文风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它不但和作者本人的文化底蕴和修养有关,更主要的是公文所服务的对象。因为公文不同于其他为了“抒怀”的文学作品,公文具有更强的服务性、功利性。那么公文服务的对象又是什么呢?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改朝换代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就是皇帝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中国的官制尽管也经历了很多的变革,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它的体制,始终是以皇帝为核心,紧接着以"金字塔"政治框架型开始开展国家管理,其实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皇帝的秘书即封建官吏性秘书,与此同时,皇帝对公文的影响也就有了绝对的权威。 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以“焚书”、“坑儒”政策,实行他的愚民政策,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但是公文的文风并没有像秦代的文学一样陷入低谷,反而是实现了文风的展。在吞并了六国以后,于丞相、御史议帝号一段文字,罗织六国罪名,出语专断,霸气十足: 异目韩王钠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和众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儿息兵革。赵王使起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柯为贼,兵吏诛,灭起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春秋战国,割据兼并,本无义战,秦归咎于人,剧道德为己有,非战胜之国,不能如此。其下,秦始皇又自谢诩“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伏起辜,天下大定”。自大狂傲,溢于言表。这样的文字,既有战国之文的逞凶作风,又有法家的峭刻峻直,更有开国君主的不可一世,即古帝王文章亦不复多见。 王绾、冯劫、李斯等人的应对之策,俯视天地,独尊人皇,亦见开国之臣的妄自尊大心态: 臣等谨于博士议曰:“古有天帝,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日“朕”。王日:“去‘泰’,着‘皇’,采上占‘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 正是基于秦始皇的妄自尊大的心理,以及急于对思想的控制,李斯位为丞相,他的《议废封建》、《议烧私书百家语》所论制度,符合君主专制利益;《议刻金石》、《上书言治骊山陵》所言事实;能满足帝王自大的心理,故语言简捷,不假文饰,是典型的刑名法术之语;刘勰说秦“政无膏泽,形于篇章”。(《文心雕龙·奏启》,指的就是这类文章) 紧接着秦始皇,中国的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位成功的皇帝汉武帝,汉武帝喜功崇文,对内的政治策略使政治稳定,对外征伐成功,不少人为适应他歌功颂德、“润色鸿业”需要,献赋得官,并常常被委以重任,充当秘书侍从顾问或朝廷大臣。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就是其例。从此,浮华、繁冗之风渐起,直接影响了公文的文风。当时担任太中大夫等职的东方朔,上书一篇文辞竟达十万字,而汉武帝当作巨着,大加赞美。乃至东汉日胜一日,益发严重。于是,汉代遂兴起了一种以铺叙描写为主,讲究辞采,语句整练,韵散间出,半文半诗,不务实际的赋文体。赋文体又称汉赋。由于汉武帝的提倡,公文逐渐的成了各位大臣们展示自己文学才华的方法,赋文体移植到了公文中去。作为此时的代表性人物,司马相如的公文最能体现这一特点了,《上林赋》、《子虚赋》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本来要表达修明政治,提倡节俭,用以讽谏。司马相如在作品中大量的运用了细腻的铺陈,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话来表达很多次: 于是乎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交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段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于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惠陶余,乘遗风,射游骐;倏目倩利,雷动犬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心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把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徽郄受诎,殚睹众兽之变态。 从这一段的描写我们就可以看出文字的铺张和浮华,后来又有了《长门赋序》云,"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王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自然后来人是趋之若鹜,到最后公文就成了浮夸的代名词。 这一文风一直影响到了隋唐时代,隋唐公文散、骈并存。隋代文风屡有变化,初期重浮文使公文目繁,影响办事效率,其政治渐乱,经大臣李谔上书指点浮辞之弊。隋文帝纳其言,“发号施令,咸去浮华”,并以法律手段惩治浮文制作者,命令李谔主办此事。开皇四年(公元581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上疏文辞浮华不实,而被革职和治罪。隋炀帝即位,炀帝好大喜功,自认为是才子,舞文弄墨使社会文风又复旧法。不以实为本,而以丽为贵,以后炀帝认识到浮文之害,亲自动笔撰写公文,"辞无浮荡","归于典制",使文风有所改变。故隋唐公文基本以散文写作。 唐初“盛唐气象”使华艳遗风故态复萌,更加讲究四六句,平仄协调,音节和谐,辞藻华美,而缺乏内容;稍后出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骈文“四杰”。许多公文如表、状和法律判词,使用骈文写作。追其源由,乃为唐太宗崇尚丽辞,开设弘文馆,招纳18学士,文风因袭江左。 到了明代“文牍”主义发展到了极至,主要表现一是行文多,二是行文长,三是行文空。不过这时,出现了一位农民出生的皇帝,只能说是这些卖弄文采的文人们要倒霉了,从社会底层上来的朱元璋深知“文牍”主义害死人,朱元璋指出:“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而不华,诚可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辈备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踏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之词,务从简古,以革敝习,尔中书宜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典故记闻》但是明代的事实却并非如此,洪武九年(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奏一篇政事建言,计字竟达17000个。朱元璋身边的秘书王敏念给他听,念了6370字时,还不知讲些什么,次日又命王敏接着念,念到16500字以后,方及主旨,得知其内容,共五件事,并有四件可取。可见,后500字足可说明问题,而前边16500字,多属浮文;于是朱元璋就抓住了这次机会,尽管茹太素是忠臣,为了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杀住繁文之风,不得不把茹主事狠打了一顿。后来,因"繁文"他还将一位忠臣工部尚书薛祥以板刑治罪。由于朱元璋的强硬手段使文牍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为了巩固这一成果,紧接着朱元璋又从制度上对文牍注意进行堵塞,制定了条令。于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降诏禁止表笺公文使用骈俪文,规定以唐代柳宗元 《代柳上绰谢表》、韩愈《贺雨表》作为笺表方式,颁行天下仿行;洪武九年(1376年)命中枢省颁《陈言格式》并亲自为之作序,以引起臣下重视;洪武12年(1379年),颁《案牍减繁式》,文中要求发文要少而精,语言要通俗易懂;洪武十四年(1381年)七月,正式颁布《表笺定式》;洪武15年(1382年),又实行诸司勘和制 (即行文半印勘和制度);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右春赞善王俊华等人攥写《庆贺谢恩表笺成式》,颁行诸司。所有这些条令的颁布,都是为了建立政府机关行文秩序,防止文牍主义之弊,提高行政办事速度,实现中央集政治统治。 我国自秦而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多数沉湎于宫廷腐朽生活,不问政事,而面对这些如同聋子和瞎子一样的皇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大小衙门及官僚,上行下效,依靠公文行事,成年累月,舞文弄墨,搞文字游戏,于是文牍主义也就成了主流,偶尔遇到几个英明的君主又是好大喜功的主,于是歌功颂德成了大家一致的选择,如果其中有聪明一点的皇帝励精图治一下,不是自己将成果毁掉就是被后来者所毁灭,皇帝这个集权者的存在就注定了“文牍主义”的长存。

至于书信的源头具体到什么时间,赵树功先生在《中国尺牍文学史》中认为“《君奭》说”和“春秋说”皆缺乏有力证据,尺牍类具体的源头,暂不可考早期“书信”的概念是比较模糊、不甚明确的,章表、奏启、议对等所有书写的文字,从广义上都可以纳入“书信”的范畴。随着书信概念的不断发展和文体样式的逐渐细分,“书信”的概念也越来越明确,明吴讷《文章辨体序》云:“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唯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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