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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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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次语言大变革,第一次是在商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文学语言由“殷商古语”变为“文言”;第二次是在1917年新文学革命期间,中国文学语言由“文言”变为“白话”。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有必要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及其意义。

        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历史文化大致同步,音乐、舞蹈、绘画和造型艺术等彼此关联,互相影响。中国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岩石上雕刻或绘制的岩画,分布于包括今香港、台湾在内的20多个省区的100多个县、市、旗,最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云南的沧源岩画、广西的花山岩画、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新疆的呼图壁岩画、青海的刚察岩画、嘉峪关附近的黑山岩画等。岩画内容反映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原始的狩猎、农耕、舞蹈等,形体简化而带有符号性的岩画可能是古文字的前身。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十几件骨笛,大多为七孔,能奏出七声音阶,有的还有调音小孔。山西万荣县荆村和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埙不按绝对音高制作,一个埙孔能发四个音。新石器时代陶器工艺相当精美,陶器上大多绘有绳纹、篮纹、弦纹、方格纹或动植物形的花纹,造型美观,做工讲究,生活用品已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还有许多纯艺术品的石器和玉器,如磁山文化中遗址中的石雕人头,良渚文化遗址中的兽面纹玉环、山形玉饰、玉琮、龙山文化中的龙凤形玉佩、勾云形玉佩和玉猪龙等,显示出造型艺术的成就和审美意识的发展。原始社会绘画、音乐和造型艺术如此发达,文学的产生亦在情理之中,由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字和书写工具尚未产生,没有留下原始的记录。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应把精深的学术问题与广博的历史视野相融合,以综合呈现国语运动、语文教学、现代文学三者互动共生、相互勾连的复杂景观,综合考察展现和回答中国现代语言如何艰难创制。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这都不存在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并不十分清楚。如有人谈我国书的历史,说最早的书是刻在甲骨上的,以后是铸在青铜器上的,这就不对。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我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当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当时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过去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我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当然被公认为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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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语言;中国;国语;教学

  (摘自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

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是在殷商。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尚书·商书》,此外还有存在不少疑问的《诗经·商颂》。这些文献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虽然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典诰誓命各类文体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仍存在着共同的形态特征:其语音是区别于西周方言语音的东方殷商古音;其文字尚处于汉字的草创阶段,有些甲骨文和铭文字形还不够稳定,甲骨文和铭文之中都有一批不能隶定的文字;其词汇意义非常古老,在历史形态上比后来的“文言”要早得多;其语法与后世“文言”大体相同,但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语法;除少数比喻之外,“殷商古语”较少运用修辞手法。从各方面来看,“殷商古语”都体现出它的古老性和原始性,都与后来的“文言”之间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

 原始社会至夏代的歌谣和神话传说都是口耳相传,属于口头文学,被保存在后世的著述之中。虽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传时代的烙印,但就其内容的本质而言,与原始社会的其他文化艺术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是中国文学的萌芽。正如许多动物的坯胎和植物的萌芽从外表上难以分辨种类一样,文学的坯胎和萌芽也还没有独立成形。   一百余年前殷墟甲骨卜辞的出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之谜。数以万计刻有成形汉字的龟甲兽骨片为研究殷商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确凿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乏文学的坯胎萌芽,有些卜辞文学特征相当明显。甲骨卜辞是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到商纣王覆亡共273年之间的遗物,甲骨文字已有成熟的系统,说明盘庚迁殷之前已有文字,中国古代的书面文学肇始于殷商时代。   稍晚于甲骨卜辞的文字是钟鼎铭文。钟鼎铭文发现很早,西汉就有出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宋代记载古器物刻辞的著述中已有不少“三代古器”。殷商时代的钟鼎铭文字数极少,西周的钟鼎铭文字数渐多,最长的接近500字,并形成一定的结构模式,形成了名符其实的“文章”。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应把精深的学术问题与广博的历史视野相融合,以综合呈现国语运动、语文教学、现代文学三者互动共生、相互勾连的复杂景观,综合考察展现和回答中国现代语言如何艰难创制,也即是回答国语运动最初提出的“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目标如何实现的问题。

西周时期存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语言,西周铭文、周原甲骨文、《尚书·周书》、《诗经》雅颂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国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前者沿袭殷商文学语言,后者则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的书面语言。这两种形态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差异十分明显。西周沿袭“殷商古语”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学语言本身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商周之际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由商奔周,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周初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西周统治者对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西周初年重要文体如文诰、铭文、甲骨文、颂诗都是来自殷商,按照文体形式要求,西周作家必须运用“殷商古语”进行创作。周人在沿袭“殷商古语”过程中并非完全照抄,而是有自己的新变,如西周文诰、雅颂诗歌、铭文语言互渗,某些殷商文体语言在周人手中得到高度发展。

        西周至春秋文献增多,最重要的是儒家的原始经典“六艺”。《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这些著述被视为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治国方略。其中《礼经》除《仪礼》外还包括《周礼》和《礼记》,实际成书于战国以后。《乐经》不传,一般认为它就是《诗经》的曲谱。产生最早的当推《尚书》和《周易》。《周易》托古的说法是伏羲画卦,文王作辞,《易经》的萌芽期可能在殷、周之际,《易传》旧传为孔子所作,近人认为系战国秦汉儒者所托。《周易》卦爻辞或韵或散,保存有不少古代的原始歌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在原始文学中据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尚书》是一部跨时代的档案文件汇编,撇开今古文辨伪不论,仅从文字产生的时代来看,其中虞书、夏书显然出于后世的补作,而商书和周书才有可信的起码条件。《尚书》虽然号称难读,却开辟了散文创作的先河,讲究章法结构,条理清晰,并出现不少成熟的辞格,为历代散文家所重视。《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简史,相传是孔子根据春秋鲁国的史料记载编撰而成,文字简练似流水账簿,未能构成散文篇章,但其微言大义,暗寓褒贬,直接导致了《左传》的产生。 周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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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是继“殷商古语”之后又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这几类作品是用“文言”创作的。“文言”与“殷商古语”的根本区别在词汇难易,就是说“文言”词汇要比“殷商古语”浅显易懂得多,此外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也有所差别。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非主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远离民众生活口语、日益走向僵化的“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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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在回眸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在语言问题上的断裂。近年来,中国当代学人进一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上。

春秋文学语言的发展大趋势,是“殷商古语”走向没落衰亡,而“文言”方兴未艾,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在此时宣告完成。从春秋铭文可以看出“殷商古语”在春秋时期走向式微,从《诗经·鲁颂》可以看出颂诗语言由“殷商古语”向“文言”转化,从鲁国《春秋》可以看出“文言”艺术的提升,春秋时期这三个语言范本展现了“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势。“文言”取代“殷商古语”,有着宗教、政治、审美风尚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社会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原因。

 先秦文学主要是周代文学,尤其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诗经》、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是周代文学的主体。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诗经》以外的古逸诗散见于后世的著述,真伪难辨,因而《诗经》也是西周至春秋时代唯一的诗歌总集。西周以前的歌谣都非常简短,只是具备诗歌的雏形。到了周代,诗歌在原有的基础上繁荣起来,这些诗歌许多被收入《诗经》。《诗经》属于集体创作,有庙堂乐歌、民族史诗和政治讽刺诗,也有大量的民歌。《诗经》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开创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在中国文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语言问题开拓现代文学研究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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