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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散对峙下的六朝骈文理论批评,骈文讲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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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散对峙下的六朝骈文理论批评,骈文讲究平

长期以来,文献整理与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它所涉及的文体范围已覆盖诗、词、曲、赋、文、小说等多个种类。纵观古今学界,关于各种文体的理论性著作,如诗话、词话、曲话、赋话、文话等原著整理性或校注性书目不断涌现。与诗话数量的繁多相比,文话较少,而骈文话更少。自王铚《四六话》问世,骈文话著作开始出现。此书在骈文理论的阐释方面贡献较多,而系统阐发六朝骈文理论的,则首推孙德谦《六朝丽指》。《六朝丽指》固然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六朝骈文理论资料,但与整体相比,它不过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知道,六朝骈文理论既包括六朝人撰写的有关理论,又包括后世学者反思或批评鉴赏六朝骈文的成果。就此而言,应该说六朝骈文理论的整理与研究是一个较大的工程。然而,截至目前,仍未出现系统全面地整理并阐释中国近代以前所有关涉六朝骈文理论的著作或论文。分析原因,或许主要在于六朝骈文理论资料零散分布于各时期的各类文献中,需要进行细致爬梳与甄别诠释,真正做好无疑会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不可否认,这一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但有助于从深层次把握六朝骈文的文体特征,而且有利于从整体上认知当时及后世对六朝骈文文体的态度与评价。围绕这一课题,笔者不揣浅陋,特提出新思考及解决方法如下:第一,可依据六朝骈文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从文献整理入手,全面筛选并阐释相关理论与批评话语,做到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密切结合,以便完整清晰地梳理出六朝骈文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脉络。第二,结合各时期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文本实践等,构建完整的六朝骈文的理论批评体系,为深刻理解六朝骈文的形式内涵及批评机制提供理论支持。第三,结合“气韵”“生气”“潜气内转”等术语,从文气的角度探讨六朝骈文的独特艺术魅力,为六朝骈文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视角。为便于开展工作,可将中国近代以前的六朝骈文理论与批评划分为魏晋隋唐、明清及民国三个时期。

王先谦骈文文论探析

骈文是南北朝时期出现并流行的一种文体,具有裁对、隶事、敷藻、调声的特点。裁对,即讲究对偶工整,就是用语法结构基本相同或相似、音节数目相同的一对句子,表达一个相对立或相对称的意思,句式上用四字句或六字句;隶事,即用典,表现典雅含蓄;敷藻,即讲究文采,显示作者的语言才华;调声,即注意语言的平仄协调,读起来有韵律美。

  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

  文以载道

魏晋隋唐时期,骈文由逐步形成到成熟,但“骈文”一名并未出现,尚无专门的文体理论与批评话语,其理论发掘与文体批评正处于萌芽阶段。此时骈文理论资料过于零散,主要来源于一般著述,如单篇文章、子书、史传等。自西魏北周至隋唐,反骈复古之风渐盛,此风一直延续到近代。具体来说,这一时期又包含三个时段。其一,骈文定型前与骈体有关的理论探讨:许多文人关注藻采、对偶、用典等问题并对此持不同态度,如曹植对华辞丽藻的爱好;桓范则强调实用功能,反对华丽修辞;陆机屡次强调藻采及初步关注声韵之美,并在诗文创作中多用对偶、典故;陆云则主张“清省”,提倡“布采鲜净”,反对过分追求藻饰;与陆机强调各体文章的审美价值不同,挚虞、李充则更多地看重其实用功能;葛洪建议创作时应使辞藻、事类与内容相互协调,反对单纯追求辞采。其二,骈文定型后的骈文理论阐发(宋至陈,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文笔说与声律论成为此时骈文理论中的重点内容,如颜延之、刘勰、萧绎阐发文笔说;沈约、陆厥、甄琛则研讨声律论;刘勰《文心雕龙》的《丽辞》《事类》《声律》分别论述对偶、用典、声律,使骈文理论与批评呈现出清晰的面貌。“争驰新巧”成为骈文创作与批评的焦点:如沈约、萧统重视富丽藻采及用事;张融、萧子显标举新变;萧纲称扬用典繁密的任昉、陆倕之笔;徐陵骈文缉裁巧密,追求新意;隋代刘善经《四声指归》重视骈文声律、篇法及句法。北朝骈文理论与文体批评基本取法南朝,亦推重藻饰、用典、声律及对偶技巧。如北魏使者对颜延之、王融同名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的爱慕,即表明北人重视富丽文藻;北魏常景曾撰《四声赞》,当时创作多讲究宫商声韵;梁武帝敕修类书《华林遍略》以适应骈文征事数典及缀辑辞藻的需要,后传至北方,受到北齐高澄及后主高纬的赏识,并被奉为范本;庾信骈文技巧对北周文人的深刻影响。其三,历代反骈复古之风影响下的六朝骈文批评:自六朝至近代,反骈复古者较多。唐及唐前主要有苏绰、李谔、魏征、独孤及、韩愈、柳宗元等。宋及宋后则有姚铉、石介、真德秀、郝经、茅坤、艾南英、方苞、来裕恂等。诸家或从文章的政教功用出发,或为建立一种新的文章体制,重新审视并反思六朝骈文,一致对华艳绮靡的骈俪文风加以批判。

《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晚清著名朴学家王先谦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本文结合这两部选本分析了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以及他的骈文理论,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王先谦的学术思想是有帮助的。

骈文是与古文相对而言,先秦时期,无所谓骈文与散文,骈文的确定,是从魏晋开始的,而在南北朝时期,骈文创作则趋于兴盛,成为其时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曾将“六朝之骈语”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兴盛,是与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意识发展的结果。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作家已开始探索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起初,他们把经、史与诸子之类的作品划在文学范围之外,后来又进一步在文学范围内对文笔之别进行辨析,把有韵与无韵作为区分文、笔之别的一个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中曾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中分论文与叙笔,分别论述了十多种文体,梁元帝萧绎又提出:“至如文者,惟须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就强调了词藻、声律、抒情三方面的特点。这就是南北朝时期颇有影响的文笔说。而这一时期永明体作家在声律方面的探索,也对骈文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这样,骈文的创作便在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

  何谓“古文”?所谓“古文”,就是指先秦两汉盛行的散文,它以质朴自然、散行单句为特点,是与魏晋以来盛行的骈文相对而言的。中国古代散文第一个创作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不朽的散文家,他们的创作为后世提供了典范。到了秦汉时期,出现了散文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峰巅过后散文创作就进入低谷了。先秦两汉散文虽然有着极其辉煌的成就,但是自魏晋之后,散句单性、质朴古朴的散文逐渐式微,而句式工整、词藻华美的骈文日益发展起来。骈文讲究声律、对偶和句式整齐,丰富了文学体裁和散文表现技巧,曾给散文发展一定的有益影响。可到后来,作家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只注重形式、不顾内容,骈文一味追求骈俪,并逐步凝固为“四六”文体,文坛上充斥了浮艳纤巧、空虚贫乏的作品。这一潮流沿袭到初盛唐时期,成了散文继续发展的桎梏。
  骈文兴起,古文中衰的同时,复古运动也开始酝酿。古文运动风云际会,与事者的文学追求颇有差异;但是在对抗六朝之文道分离,以及摒斥骈文之浮华靡丽这一点上,各家还是取得了共识。
  在隋代,隋文帝倡导摒黜浮华,李愕上书请求革正文体,同时大儒王通提倡文章贯道,这一切作为显示了其时朝野间已有取六朝骈俪而代之的声音。尽管有人因文表华艳而被“付所司治罪”,“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风尚仍无改观。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几百年间形成的文学风气,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即便朝廷严加奖惩也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革正文体的关键,不在破旧,而在立新。李愕《上隋高帝革文华书》力斥骈偶,本身却使用标准的骈文,不无反讽的意味;真正与六朝文风决裂的王通,其追模经传刻意仿古,又使得文章缺乏生气。这种尴尬的局面,正是唐人所必须直接面对的。也就是说,倘若无法创造一种既实用又具有美感的新文体,那么所谓“革五代之徐习”便只能是一句空话。
  至唐初陈子昂大张“复古”旗帜,在力矫六朝诗风的同时,尝试文体革新。他针对晋以来“文章道弊”、“彩丽竞繁”的弊病,倡导“汉魏风骨”,打击浮艳文风。他的《谏政理书》、《谏雅州讨盛羌书》都是散体名篇。此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等盛唐诸家,都在理论上强调文学应当“宗经”、“体道”,成为韩柳古文理论的先导。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元结的《右溪记》等,代表着文章由骈文入散的时代风尚。但是这一时期没有形成一支足以左右文坛的古文作家队伍,所以还不足以与骈文相抗衡。
  直到中唐年间,韩愈、柳宗元才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韩愈鉴于儒家衰微、佛道盛行的现状,高举儒学复古的旗帜,树立了从尧、舜、禹、汤、温、武道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倡导恢复儒家正统地位,形成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韩愈、柳宗元主张文与道合,道是内容,文是形式;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应当为道服务。韩愈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他将“古道”与“古文”绑在一起,而且强调先“道”后“文”。不管是否出于真心,古代中国的读书人,都将兼济天下放在闭门著述之上。对于热心仕途经济的韩愈来说,著书立说乃不得已而求其次:“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柳别开生面的古文,远比其理论提倡重要得多,因为它“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见异思迁而复见贤思齐”。
  他们又主张文体革新。这其中有四个层次。其一是反对骈文“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其二是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非三代秦、两汉之书不敢观”,“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柳宗元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但他们学古却不泥古,韩愈提倡“含英咀华”,“师其意不师其辞”。柳宗元反对“荣古虐今”,“渔猎前作,戕贼文史”,因为他们提倡复古的目的在于创新。其三,他们都重视“文”的作用:“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并对“文”提出具体要求:“唯陈言之务去”,“惟古于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语言独创,文从字顺,使韩柳所倡导的“古文”,既继承又区别于先秦两汉的古文。其四,对作家的创作要求。一是要有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韩愈为文,“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皆其醇也,然后肆焉”。柳宗元为避免文章“剽”、“弛”、“杂”、“骄”等弊病,慎防“轻心”、“怠心”、“昏气”、“矜气”。
  古文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学运动,更是思想运动,提倡古文的目的之一也是要打破僵化的形式束缚,为宣传新思想服务。其实古文运动也是儒学复兴运动,为宋代的新儒学运动做了铺垫和准备。总之,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它的一整套理论与实践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愈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在于“载道”,主张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用古文宣传儒家之道,也就是圣人道德教化之道。文学应该作为宣扬教化的工具,故文章内容以儒家学说为本,针对六朝文章侧重形式、忽略内容的弊端。他又认为“文”(形式、修辞手法)、“道”(内容)皆不可缺,但道先于文。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又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明清时期,开始有了“骈文”之称,六朝骈文理论及批评进入独立发展的阶段,并逐渐走向成熟。首先,文学复古运动中的六朝骈文理论批评:复古派除崇尚秦汉文外,亦将六朝骈文作为取法对象,如黄省曾碑文、诔文学习六朝文风;王文禄推重六朝骈文与《文选》,倾心于六朝文章的组织文辞及构思;屠隆不但辩证地肯定六朝骈文的特有价值,而且以六朝文为参照,批判韩愈古文缺乏藻饰及声律之美,损害了文章的审美性;张溥认为六朝文章华实兼备,风骨超迈,尤其推重其内在的充足气韵与作家的创造力。其次,六朝文复兴背景下的六朝骈文批评:此时出现了一系列骈文选本,选录六朝骈句或骈文,体现出选家的批评观。以具体批评方式而言,主要有三种。第一,摘录骈俪名句加以点评,如蒋一葵《尧山堂八朝偶隽》强调六朝骈文是以大量采撷前人成辞典事为基础,突出其以富赡为美的修辞特色,与宋四六注重思辨不同。第二,选录全文予以评点,如王志坚《四六法海》选定评价六朝骈文较准确,对骈文的兴衰演进亦有精当见解。第三,评点《文选》中的篇章,如孙鑛《孙月峰先生评〈文选〉》评点六朝骈文多有发明。最后,骈、散对峙下的六朝骈文理论批评:骈散相争、融合骈散、注重潜气内转,成为此时六朝骈文理论批评的焦点。阮元重提六朝“文笔说”,认为骈文为文,散文为笔而非文,排斥古文,极力推尊骈文;方苞等则推崇传统古文,反对六朝骈文。袁枚、李兆洛等都提倡沟通骈散,主张骈散合一。朱一新强调徐庾文清新富丽的风格为骈文正轨,又提出六朝骈文具有“潜气内转”的文气特点,即六朝骈文上下语句间,文气蕴藏其中,运转自如,似断而实续,使文章前后呼应,音韵协畅。

关键词:王先谦;骈文;选本;文论

就文体特征而言,骈文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第一,骈文讲究对偶,并且在句式上多用四六句式,所以骈文又称为“四六文”。第二,骈文讲究平仄。讲究平仄的谐和调,是永明新体诗的追求,但这一时期受永明体诗歌创作的影响,文的创作也注意声调的谐美。尽管骈文创作没有诗歌那样有“四声八病”的严格限制,但追求平仄配合,造成辘轳交往,也是骈文文体的特点之一。第三,骈文一般注意征事用典和辞藻的华丽,因此,可以说骈文实际上是一种诗化的散文。

  务去陈言

民国时期,六朝骈文理论批评基本上延续了清代学者的论题及观点。如孙德谦倡导沟通骈散,提出六朝骈文为骈文典范,骈散合一为骈文正格;在藻采与气韵上,更重视六朝骈文疏逸朗畅的气韵,故认为多有疏宕之气的任昉、沈约文优于徐陵、庾信文。李详论六朝骈文亦主张骈散结合,褒扬沈约、任昉文,推重潜气内转及文采藻饰。刘师培高度称扬任昉骈文的转接自然、文气疏朗、音节流畅及淡处传神;继轨阮元文笔说,尊崇骈文的正宗地位;强调骈文的藻采与声律。王瑶对徐陵、庾信的骈文特征、创作成就与影响予以详细阐发。王文濡从各体骈文的形式技巧及创作内容等角度评点六朝骈文名篇。高步瀛评点六朝骈文,多有精当识语,训释语词名物亦屡有考证发明。

王先谦是晚清著名朴学家,一生撰著多种朴学著作,可谓成就卓著。对于选本编纂王先谦亦颇为重视,其编纂的《续古文辞类纂》,收录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古文作家、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他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这两部骈文选本反映了王先谦的骈文理论,也是王先谦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

  韩愈主张革新主体,建立新的文学语言,重视革新和创造,反对仿真抄袭前人文字的不良风气。具体来说有两点:一是“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要求语言的新颖活泼;一是“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要求文字的妥贴流畅通顺,合乎自然的语法规范;一是“师其意而不师其辞”。总的来说,韩愈认为文学语言须符合“词必己出”、“文从字顺”。

(作者:刘涛,系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

  创作要有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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