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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的“中国法导论”课程于法学院602模拟法庭进行,程天权书记全程以英文讲授。他首先对明尼苏达大学师生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对去年暑期班项目的圆满举办表示祝贺;随后,他简要介绍了人民大学和法学院,特别强调了中国人民大学十年腾飞和全面提升国际性的发展战略,介绍了人大法学院新开设的“比较法专业”的学科建设,并表达了随着暑期项目的开展,进一步拓展中美法律文化交流平台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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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

内容提要: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这些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构造法治社会,需要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本文从思想观念和法律制度两方面入手,阐述了如何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并提出了一些在现代转换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法治社会冲突 Abstract:Chinaisrichintraditionallegalculture.ThetraditionallegalcultureisinsharpconflictwithsocialenvironmentincontemporaryChina.Itisnecessaryforsocietyruledbylawtoaccomplishthemodernizationofthetraditionallegalculture.Thisthesisdissertateshowtoaccomplishthemodernizationofthetraditionallegalculturefromthetwoaspectsoftheideaandthelegalsystemandputforwardsomeissuestowhichshouldbepaidattentioninthecourseofthemodernization. Keywords:TraditionalLegalCulture;Modernization;SocietyRuledbyLaw;Conflict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中国的法律文化自古有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不仅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还走出国门,对亚洲周边国家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迫切需要对法律文化的借鉴与研究,来构造我们的法治社会。我们不仅要借鉴与研究西方的一些法律文化,还要借鉴与研究我们祖先的遗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座巨大的思想宝库,对它的态度应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那些积极向上的东西融入到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中来,以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简述 “中国法律文化的发祥期可以溯源到我国原始社会的尧舜禹时代。”它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内容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特色。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决定了法律文化涉及范围的广泛性。要想系统地阐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非一篇文章所能涵盖,更不是本文作者所能胜任的。因此,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择其重点,加以论述。 工具主义的法律文化 法律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一直把法律看成是镇压老百姓的工具,而“法即刑”这一思想是促成这种观念形成与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人们对法律产生了一种畏惧感,厌恶它,排斥它。每当遇到纠纷与冲突时,古代百姓也不愿意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社会整体上来说,“无讼”便成了一种最佳的社会状态,而且,“无讼即德”。这样的一种观念使广大老百姓不愿或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进而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权利意识的普遍淡薄。 “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的法律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这种法律思想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治”、“德治”、“人治”,从而轻视了法律的作用。正是受这种法律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专制的状态。 “重义轻利”的法律文化 义与利,何为重?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虽然有不少的门派主张“重利轻义”,如法家,但毕竟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家对此问题的主张是“重义轻利”,对后世影响深远。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经济极为落后,以农为本成了社会成员生存的必要条件。儒派人物和古代统治者认识到这一社会环境后,推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业部门和商人阶层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打击。商人阶层“追利”的思想受到唾弃,由此,“轻利”的价值观逐渐形成。如前所述,儒家“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又促成了“重义”价值观的形成。这样,“重义轻利”就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 社会发展的浪潮不断向前,已由古代社会发展到了现代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社会环境已不同于古代社会,而根植于古代社会环境的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具体表现为: 首先,当代中国开始注重对人权的保护,广大老百姓的权利意识也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人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种社会现实与古代社会用法律来治民践踏人权的工具主义观念显然是水火不相容的。 其次,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发展,实行依法治国,民主与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势必与古代专制社会产生的重视道德教化的法律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 第三,当代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又与古代社会“轻利”的法律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向前发展的动力。因此,社会冲突,更进一步说,根植于古代社会环境的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社会环境的冲突,亦能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但是,这种推动作用的发挥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还需要人的行为去主动调整,把“冲突”逐渐调整为“适应”,从而实现这种推动作用。否则,不仅会延缓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还可能会阻碍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必须调整冲突,使法律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以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 毛泽东同志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法律文化亦是如此。法律文化不仅能传承法律知识,还能教化人民,即人民创造了法律文化,法律文化又塑造了人民。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里所说的“文化建设”理应包括法律文化的建设。因此,在法治国家建设的道路上,法律文化的建设是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已不同于古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社会环境仍不是完全的法治社会,这种社会环境下的法律文化也不是现代的法律文化,有时还不失传统的色彩。这些仍会延缓或阻碍法治国家的进程。因此,当代中国虽然在法治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它仍存在着一个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总体来说,应当从两方面入手,即一为思想观念,二为法律制度。 思想观念方面 这主要是要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使法治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要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的更替与重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违法犯罪现象日益增多,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些与公民的守法意识有关。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得到了良好的遵守,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趋于稳定和发展;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遭到了粗暴的践踏,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趋于动荡和停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普通老百姓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和法规,这样,法律和法规的作用才能发挥,才不会变成一纸空文,社会才会稳定与发展。 其二,要增强公民的用法意识。 当代中国公民的用法意识虽然比过去要强得多,但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权利意识仍比较淡薄,有时仍羞于言利。遇到纠纷与冲突,尽量把大事化小,把小事化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诉诸法律,“无讼即德”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仍影响着人们。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为了与只知赚钱而没什么文化的普通商人区别开来,便打出了“儒商”的招牌。这些都反映了当代中国公民用法意识的状况。“权利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就激不起对法的需求、渴望和崇拜,就不能保持法律的至高地位。”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敢于言利,从而增强广大公民的用法意识。 法治宣传教育是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法学课程教育,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教育,公开审判等等。总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法律制度方面 建设法治国家,制度建设是根本,是关键,是巩固法律文化优秀成果和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没有完备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仅难以继承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还难以实现法律文化的创新。要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法律制度建设是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法律制度建设有两个基本要求,那就是完备和完善。完备是量的要求,完善是质的要求,二者皆具,则实现了质与量的统一。建设现代法律制度,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完备和完善立法制度,健全法律体系。 在古代社会,立法者主要是个人,如君主立法。他们制定的法律并不体现人民的意志,有些甚至还是反动的。由于古代社会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并不复杂,所以从法律体系角度来看,主要是以刑为主,诸法合体。而在现代社会,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人民成了真正的立法者,根据《立法法》通过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传统的法律部门已不能涵盖,新的法律部门不断涌现,并出现了一些难以用现有法律部门来归属的法律。当前,要根据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制定一些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如《反垄断法》、《物权法》、《电子商务法》等,进一步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 其二,完备和完善司法制度,保证司法公正。 在古代社会,司法制度虽然存在,但它既不完备,也不完善,具有强烈的行政性和功利性的色彩,司法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于是,人们便祈盼好官,称颂清官,包拯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包拯之类的清官为民做主,为民伸冤,的确是人民的幸福,但却是制度的悲哀。在现代社会,我们并不能指望像包青天这样拍案惊奇的人物,但我们却需要一整套完备和完善的司法制度,防治司法腐败,使一些贪官污吏望法生畏,望法却步。如何完备和完善司法制度?主要是要使司法机关真正独立,不能再依附于行政机关,严禁其进行经商活动,保持司法队伍的纯洁性,敢于接受监督,最终实现司法公正。 其三,完备和完善监督制度,实现监督有效。 法律监督制度自古就有,早在西周就有了监察机构的设置。古代的法律监督制度具有从属皇权、机构发达等特点。但是,古代社会大量腐败现象的存在则证明了这种监督制度并未真正起到有效的作用,实效性并不理想。在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建设若想进一步深入,法律监督制度则显得日益突出。我们不仅应该要完备和完善法律监督制度,还要在制度的实效性上下工夫,真正做到法律监督切实有效。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着重指出,在当代中国,加强宪法监督,建立违宪审查制显得势在必行。宪法的地位虽然与其它法律不同,但它毕竟是法。既然是法律,就存在一个监督与责任的问题。然而,当代中国宪法监督的力量却很薄弱,对于违宪现象并不能追究宪法责任,进行宪法制裁,有的学者甚至还明确提出宪法具有不具体的惩罚性。笔者认为,这一提法虽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但在理论上却不够科学。宪法虽然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但它毕竟是法。既然是法,就存在监督、责任与制裁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违宪就是违法,违宪就要负责,违宪就要制裁。无论是所谓的恶性违宪,还是所谓的良性违宪,都必须要实现这一点,否则,对构造一个法治社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当代中国需要违宪审查。 制度是法治社会的INTERNET.任何一种社会邪恶都来源于制度的缺陷,但任何一种社会邪恶的惩治还得靠制度。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仍需要制度的保证。制度也是一种资源,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正是利用这种资源作为燃料产生推进力的结果。 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转换应注意的问题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化 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发达的近代法律发展史,并在世界法制史上最早开始了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在几百年的近代法律发展史上,这些国家积累了丰富的优秀法律文化成果。这些优秀法律文化成果是全人类的财富,可供其它国家借鉴与吸收。当代中国正在构建现代化的法治社会,但决不意味着法律文化的现代化等同于法律文化的西方化,决不意味着要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转换成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民心理素质,因而具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如果强行地将西方的法律文化完全嫁接到中国的土壤上,势必会引起中国法治建设的畸形。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可能含有西方化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并不构成其全部,剩下的还有一部分是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成果。换言之,西方化会影响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但它不会完全取代。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并不等同于西方化。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战后,随着政治、经济等领域区域集团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科技和文化合作与交往的不断增长,许多国家间的法律不断靠拢,逐渐趋同,并形成了一条国际轨道。因此,各国在进行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法治的国际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法律文化的发展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世界需要中国步入国际法律轨道,中国也需要世界将其纳入轨道。因此,在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转换的过程中,也应注重法律文化的国际化,以完善自身。关于这一点在民商法、经济法和环境法等领域显得尤为突出。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在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决不允许其它国家以法律国际化为借口或理由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法律文化的国际化应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各国应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以谋求法律文化的共同现代化。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与道德文化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而言,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对人类社会的行为起规范作用。在调控社会方面,二者需要紧密结合,孤立的法律手段或道德手段都难以较好地调控社会。因此,在推行法治的同时,也应配套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建设法治国家,其终极目的仍是要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而在法律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应注重道德文化建设。道德文化建设搞得好,不得了-会加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道德文化建设搞不好,了不得-会延缓甚至阻碍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以德治国”的方略是一种全新的思路,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需要注意:其一,“以德治国”并不意味着德治要取代法治。法律与道德都很重要,二者不可偏废。既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重法律而轻道德,也不能像中国古代社会那样轻法律而重道德,道德与法律要并重,要并举,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其二,要注意德治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具有“德治”传统的国家,这种“德治”是旧道德之治,结果导致了人治和专制。而“以德治国”中“德”的内涵是与旧道德存在本质区别的新道德,这种新道德之治在理论上是不会导致人治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虽然新旧道德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但旧道德之治的传统所具有的人治倾向性可能在现实上会影响新道德之治。其三,要完善德治的可操作性。什么是道德?很少有人能给出一个十分具体和明确的答案。这是因为从旧道德到新道德转变过程中可以看出道德具有时代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就是在同一时代,某些行为是否违背道德还存在着争议。因此,推行“以德治国”必须要进一步完善其可操作性。 五、结束语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套,配套的各个方面又要相互协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步骤和迫切要求。

此次讲座营造了浓厚的法律学习氛围,促使同学们对法律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有利于同学们养成批判性的法律思维,为未来法文化的重构与发展添砖加瓦。

程书记随后从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入手,系统讲授了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法律传统。关于古代的中国立法,他系统阐释了中国古代存在诸如《秦律》、《九章律》、《唐律》、《宋刑统》等经典立法,以及中国古代丰富的法律思想,如“以刑去刑”、“圣君任法不任智”、“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等。他并阐述了古代中国天理、国法、人情之间的辩证关系。程天权书记还指出,中国古代的法律研究也十分发达,出现了诸如《洗冤录》等杰出的法学文献,另外,中国古代亦有系统的司法制度和完善的刑罚体制。最后,程书记讲授了当代中国立法的斐然成就,以及多层次立法、多法域和法系并存的丰富实践。

张冠梓:和您上一辈、下一代的专家相比,您在研究中国法律方面有什么特点?

新闻中心讯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重要讲话,引起复旦师生热烈反响。

张恒山从对法文化概念的理解入手,结合国内外具体情况全面阐释了法文化的分裂与重构。他指出,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法文化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对法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为了保证制度的正常运行。他强调,我国的法文化与制度处于分裂状态,国民群体所持的法文化也并不统一,政策、人际关系、人生状态决定了民众基本的法观念、法意识。而在法学界,法律文化也是分裂的。法治本土资源对当代法治并非一种能够发挥促进作用的观念。法治不仅仅约束国家,更要约束人民。针对法文化的重构,张恒山则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国家的制度所依据的规则应当是人民制定的,因此,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破除统治阶级意志论,树立约法观念,才是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张恒山结合中国法文化发展史和具体案例,从专业的角度、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使在场听众受益匪浅。

除了系统性的讲授之外,程天权书记并在课堂上出示了他专门准备的竹简、古代法律典籍等材料,引起了明尼苏达大学的同学们的极大兴趣。讲课结束后,同学们踊跃提问,就中国宪法、民众的法律水平、律师制度、古代法律传统与当代法治的关系、法律教育等问题,积极与程书记进行交流。最后,明大同学对于程书记流利的英文水平、风趣的授课方式、图文并茂的课件和教具以及丰富的讲授内容,报以热烈的掌声。

安守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研究中国法的学者很多,已历经了好几代。第一代中国法学者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其中最著名的除了我前面提到的柯恩教授外,还有李浩(Victor H. li)、拉伯曼(Stanley Lubman)、爱德华(R. Randle Edwards)、琼斯(William C. Jones)等。柯恩教授是我的老师,他从1960年开始便从事中国法的研究,1964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创立了东亚法研究中心(East Asian Legal Studies Program),并开设了当代中国法和中国法制史等课程和专题讲座,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可以说,现在活跃于美国的中国法学专家大多出自于哈佛大学。例如,现任美中法律教育交流委员会主席法伊纳曼(James V. Feinerman)以及从事律师事务并兼做研究的毛瑟(Michael Moser)、图伯特(Preston Torbert)等人都是。李浩教授是美籍华裔学者,也是研究中国法的学者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时就开始从事中国法的研究。他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斯坦福大学,现任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主任、亚太咨询委员会主席,一直讲授中国法课程。应该说,这些教授都是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的真正的、勇敢的先锋。他们不仅自己的学问做得好,还热心帮助下一代,鼓励年轻人研究中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而美好的印象。遗憾的是,第一代学者开始从事中国法研究的时候,美国在越南打仗,妨碍了他们与中国的交流,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不过这件事情也促使我进行若干思考。我认为,美国在越南打仗可能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一个因素是,美国的决策者完全不了解越南的历史和文化。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越南和中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美国若在越南成功地推行自己的制度,也必将在中国、泰国等国家同样如此。他们不仅对越南的历史和文化不了解,对越南与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更知之甚少。所以,我更加认为,美国的学者、美国的领导人应当更多了解其他国家及其真实的历史。在这方面,柯恩等教授是有远见的,他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好,鼓励我们积极地了解中国。诚然,第一代学者在看待中国、研究中国等方面有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西方人的思维定式,这是因为他们不是历史学家,他们没有研究历史。譬如,哈佛大学法学院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教授因为没有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所以他关于中国法律的看法难免失之于偏颇,对此我曾经写过文章和他商榷。我认为这很可惜,如果他们多注意一点中国的历史文化,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更稳妥一些。说实话,我早期的学术论文有些是批评我的老师的。我认为,他们多了解清代法制史,就会发现清代的法律制度是非常复杂、非常有趣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逻辑性和规律性,不能一味地斥之为落后。

经济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韩明赫认为,总书记讲话中提到的“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是对当今青年一代的殷切嘱托。“青年人的志向应是做大事不是做大官,我们作为正在成长中的祖国未来的中流砥柱,必须要将个人的理想与中国梦联系起来。”

9月30日上午,应法学院邀请,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恒山在东区模拟法庭做了一场题为“当代中国法文化之分裂与重构”的专题报告。报告会由法学院副院长于庆生主持。

(编辑:徐晶晶)

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当代美国著名的中国法专家。他1970年毕业于阿姆何斯特学院,197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1974年获耶鲁大学中国研究硕士学位,1975年获耶鲁大学中国历史硕士学位,1977年获哈佛大学法学院JD(Juris Doctor)学位。现任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HenryL. Stimson教授、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并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法律和法律史、比较法、东亚人权研究、国际间科技交流和国际贸易法。安守廉教授不仅以研究中国法著名,而且在国际经济法领域有重要的影响。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朱潇潇在开展《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的过程中便鼓励学生养成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在课堂实践中,我一方面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为横轴,将学生的兴趣引导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关注上;同时,我也以中国近现代史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关联为纵轴,促使学生将个人命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密相连。”朱潇潇认为,青年要充分认识百年来中国与世界、当下现状与历史演进的内在关系,才能强化其对今日中国建设成就和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激发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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