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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文化遗产管理主要是基于革命、历史、艺

- 编辑:巴黎人baliren登陆 -

我国对文化遗产管理主要是基于革命、历史、艺

管理方式:从保护到保护利用。1961年3月《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确立了保护在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工作的核心地位,从此保护成为我国文物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1982年11月出台的《文物保护法》,首次以国家法律形式规定了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工作,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也奠定了保护工作在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的核心地位。2000年10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强调“文物古迹应当得到合理利用”,且“利用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为准则,不应当为了当前利用的需要而损害文物古迹的价值”,表明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统筹协调保护与利用的思想得到确立。20世纪末21世纪初,因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的过度利用甚至破坏文化遗产情况时有出现,保护与利用矛盾凸显,国家多次出台文件调控和改变“重利用轻保护”现象。2005年12月《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出台,标志着“保护为主与合理利用”成为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主旨。2017年2月《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来”,强调“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大力拓展文物合理适度利用的有效途径”,“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规划将文物利用拓展到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扶贫攻坚、美丽中国建设、人文城市建设等领域,突破了对发展旅游的单一依赖,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广泛融合;提出的“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突破了仅依赖文化遗产本体的利用途径,建立了依托文化遗产价值的新型利用方式。这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利用”思想的确立,表明我国正着力推动保护与利用在目的、手段以及过程等维度的全方位融合,破解保护与利用冲突的文化悖论,协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一体化实现。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实现国家层面对重要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综合性保护利用,目前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

  关于各类新型文化遗产的保护。2000年之后,新型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无论工业遗产、二十世纪遗产、文化景观、遗产运河、文化线路的保护都具有传统文物保护所不具有的特点。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之后,中国在新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新版《中国准则》进行了系统总结,分类提出了新型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准则,初步建立起了涵盖各种类型文化遗产、相对完整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准则体系。

  二、坚持把保护作为文物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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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定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在15年里,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2014年,中国已经拥有了47项世界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管理、监测、研究等各个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等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普及,以及丝绸之路、大运河这类巨型线性遗产保护实践工作的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大大地拓展。不仅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与管理,其他各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上汲取了宝贵的营养,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监测、展示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在中国得到了普遍运用,大大提高了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整体水平,带动了遗产地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我们要着眼于我国文物资源众多、保护任务繁重的实际,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普遍性与中国文物保护利用的特殊性相统一,加强基础研究和战略研究,建立政府主导、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文物保护利用管理体制机制,为文物事业改革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管理对象:从文物到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把文物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文物保护视为当时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的主要工作。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强调“我国名胜古迹,及藏于地下,流散各处的有关革命、历史、艺术的一切文物图书,皆为我民族文化遗产”。1974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强调,“出土文物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20世纪80—90年代,长城、明清皇宫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而使文化遗产概念在我国得到广泛关注。2000年7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国际会议所形成的《北京共识》,直接体现出我国开始超越文物管理,转向对文化遗产的综合管理。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设置中国文化遗产日,部署了对我国文化遗产的综合性保护。这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对象已经实现了由文物向文化遗产的转变。以此为基础,近年来我国进一步拓展文化遗产管理的分支领域,延伸文化遗产管理的时空范畴,先后加强了对传统节日、长城遗产、工业遗产、老字号遗产、大运河遗产、20世纪遗产、文化线路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南海丝路文化遗产、抗战文物、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和儒学遗产等的专项管理,并由文化遗产本体管理延伸到对周边环境和文化生态的整体管理。

探索

  同时,不可否认,文化遗产在当今仍然面临诸多威胁。国际上,一些争端地区的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极端分子妄图通过摧毁文化遗产来摧毁一个地区人民的信仰,摧毁人类的历史记忆。在中国,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共赢。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期,不少地方存在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遗产保护的现象,甚至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不惜破坏文化遗产;还有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后开始重视文化遗产保护,投入了大量经费,但却没有按照正确的保护理论去加以保护,结果好心办了坏事。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是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执法督察,重点查处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二是加强了宣传,让全社会、各利益相关者正确理解文化遗产对当代社会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探索,用正确的理念去引导、解决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比如,我们重点加强了对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理论探索,指出合理利用是保持文物古迹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活力,促进保护文物古迹及其价值的重要方法,这已成为业内外的高度共识。我们所关注的早已不是连篇累牍的研讨,而是大量案例的实质性推进,在大遗址、乡土建筑、工业遗产、文化景观等各种类型遗产的保护利用实践中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求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党中央赋予文物工作者的新要求、新任务,指明了新形势下文物事业改革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积极探索、扎实推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不断优化和创新,文化遗产公共资源属性日益得到巩固和强化,文化遗产价值日益显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等重要论述,我国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管理,更加注重文化遗产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0年,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与美国盖蒂保护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编制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中国准则》)印发颁行,至今已有15个年头。它在对中国当时的文物保护工作进行充分总结的基础上,明确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程序和基本原则,澄清了当时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争议,提升了中国文物保护的理论水平,规范了中国文物保护的实践工作,促进了中国和国际文物保护理论的交流和学习。《中国准则》作为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最高行业规则和主要标准,问世后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普及和运用,一大批文物保护工作者接受了《中国准则》的培训,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理念在业内乃至社会上广泛传播,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理论指引和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应该说,《中国准则》为2000年以后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开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立足文物资源的实际状况

(作者:王京传,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定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

截至2016年12月,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35处和双重遗产4处、“六片、四线、一圈”为核心的大遗址15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4292处、历史文化名城99个、历史文化名镇252个、历史文化名村276个、历史文化街区30个、数量众多的可移动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于价值认识。新版《中国准则》在强调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基础上,又充分吸纳了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成果和文物保护、利用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出了文物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仅是大量文物自身具备的价值;同时,社会价值还体现了文物在文化知识和精神传承、社会凝聚力产生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效益,文化价值还体现了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密切联系。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和内涵,对于构建以价值保护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探索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既要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坚守文物安全这一生命底线,也要自觉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协调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文物保护与文物利用、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文物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关系,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中华文物是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中华地理独有的精神标识、文化标识和自然标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文物作为国家和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基础资源、战略资源。保护人类文明成果,让宝贵遗产世代传承并焕发新的光彩,是时代赋予中华儿女的神圣使命和历史担当。

管理主体:从各级政府到全社会力量。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确立了政府在文化遗产管理中的主导地位。虽然1956年4月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就提出要“使保护文物成为广泛的群众性工作”,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才真正开始关注文化遗产管理中的社会力量参与问题。198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进一步明确保护长城是当地各级人民政府、解放军驻军、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每一个公民的光荣职责,自觉的起来同破坏长城的行为作斗争”。1982年《文物保护法》第3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我国更加重视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管理问题。1989年7月中宣部等联合印发《人人爱护祖国文物宣传提纲》,提出“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强调“唤起民众,自觉地投身于文物保护事业,对整个文物事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体现出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社会力量得到重视,公众参与已经被认可和接纳。近年来,我国着力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管理的实现路径。特别是201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和2017年《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正在着力构建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新格局。

因此,我国应将现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文化遗产公园以及正在启动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的试点,并进一步将其他类型的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纳入到国家公园体系之中。基于保护传承对象的功能属性区分、空间分布特征差异、遗存丰富程度区别、文化生态系统完整性不同等因素,构建易于为国家统一管理、便于为公众使用享用的多种类型的国家公园。

  与2000版《中国准则》相比,修订后的《中国准则》既充分尊重了前版的主要内容,保证了内容上的延续性,又充分吸收了中国ICOMOS十多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在文化遗产价值认识、保护原则、新型文化遗产保护、合理利用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当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水平,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亮点,更具针对性、前瞻性、指导性和权威性。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文物事业快速发展,保护文物的社会共识逐步形成,法律法规日渐完善,保护能力显著提高,文物工作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文物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态势。但也要看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众对文物资源价值的认知仍有局限,文物工作还存在着保护意识不强、基础工作薄弱、人员队伍不足、执法力量欠缺等明显短板,存在着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矛盾依然突出、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法人违法案件依然多发等突出问题,文物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管理目的:见证历史到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对文化遗产管理主要是基于革命、历史、艺术价值,强调其“是我国历史与文化的最可靠实物例证”。此后,《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将文物价值调整为历史、艺术、科学价值。2004年2月,文化部等《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将“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确立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首要目的。近年来,这种思想得到广泛重视,并不断强化。2016年3月《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文物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加强文物保护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7年1月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列入重点任务。2017年2月《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使“文物工作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发挥”。这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工作正式确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相应地,文化遗产管理正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途径。

公园数量有待提升

  在15年里,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方兴未艾。安阳殷墟遗址、洛阳隋唐洛阳城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和西安大明宫遗址等大遗址保护工程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为解决遗址保护利用、阐释展示、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实现、旅游发展、民生改善等问题提供了基于考古学研究的新模式,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共同发展探索了崭新的解决方案,是当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共赢发展的有效途径,既实现了考古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了文化多样性,又使文物保护的成果真正惠及地方,惠及民众,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们要坚持以保护为基础、为前提,加强考古研究,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坚持规划先行,加快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和公布实施。加强濒危文物抢救保护与维修,简化项目审批,开辟绿色通道。加强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单位、大遗址、历史文化名城等重点文物保护,实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改善文物保存基本状况。加强长城保护,落实长城保护整体规划。加强革命文物维修保护,实施长征史迹、革命旧址保护展示提升工程。加强新型城镇化中的文物保护,主动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做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沿线地区的文物保护,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推进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开展沿海重点海域及西沙群岛专项调查和水下考古,加强多国合作,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加强馆藏文物保护,重视民间收藏文物的保护与展示,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工程、馆藏文物修复计划。加强预防性保护,推进文物日常养护巡查和监测保护,实施文物平安工程,全面提高文物保护科技水平和安全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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